近日，《福布斯》杂志刊登文章，作者丹·艾肯森认为，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政府干预过多。

部分左派人士认为，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导致了美国曾经辉煌的制造业衰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未能充分利用工业产能，从而威胁到国家安全。

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都主张政府更多地干预工业经济。大多数制造商和客观的观察人士都认为，政府干预应该大幅减少。

干预主义者强调工业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制造业可以吸引研发投资，推动创新，促进生产力和工资增长。他们还认为，强大的制造业产能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工厂设施和就业岗位对于社会结构也至关重要。工厂关闭会对制造业社区和地区造成毁灭性影响。

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认为美国政府一味推崇自由市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并没有衰落。尽管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和就业人数在二十世纪分别达到顶峰，但美国工厂现在的产出价值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

如果制造业能够摆脱过度监管的束缚，其表现会进一步提升。几十年来，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实施环境法规、职业安全规则、劳工赔偿制度、强制性雇员健康保险、进口关税、出口合规等多种规定来解决社会问题。

2022年，联邦法规的成本估计达到3.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2%。这比2.6万亿美元的美国制造业规模高出约20%。对于制造企业来说，联邦法规的成本约为3500亿美元，占该行业GDP的13.5%。这一负担比10年前的合规成本（经通胀因素调整）高出26%。

法规给美国制造企业带来的平均成本超过每位员工2.9万美元，是整个经济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对于员工少于50人的制造商来说，这一成本高达5万美元。这表明，政府对小企业的过度干预阻碍了市场准入、创新、竞争、活力和生产力。

不可否认，一些法规是合理的。但大多数法规都是在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缺乏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制定的。监管机构倾向于夸大社会效益，低估经济成本，而且很少进行事后评估。

在缺乏基本约束措施的情况下，《联邦政府纪事》发布的监管法规数量从1996年的1.8万项激增至2022年的11.8万项。

气候变化、国家安全、技术霸权争夺、贸易伙伴可靠性、庞大全球供应链以及美国工业没落的忧虑催生了新的支持者，他们寻求拯救、复兴、调整、限制、约束和重建制造业。

拜登政府并非削减繁重的冗余法规，而是提供巨额补贴，以诱导制造商在美国生产半导体和绿色产品。

围绕这些产业政策的法规存在冲突，给现有的监管困境带来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成本。

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实施的新法规，截至 5 月 10 日已导致成本达到 1.6 万亿美元，是同期奥巴马政府的五倍多。

如果联邦政府不进行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不承诺对监管环境进行系统性、强制性、全面性和即时的审查，制造商还能承受多久不断累积的成本？联邦政府的三个分支都要对这一可怕的监管国家负起责任。

国会制定含糊不清的法律，实质上将立法责任委托给行政部门，而行政部门却将行政权限扩大到制定国内法。

法院在过去 40 年里，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各机构对模糊法规的“合理解释”，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保障来遏制监管国家。

虽然各利益集团要求联邦层面进行更多干预以解决他们认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问题，但现有法规的累积、僵化和不协调证明了需要解决问题的是华盛顿，而不是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