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大礼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失火事件近期引发社会关注，文物保护问题再度成为公众焦点。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比，那些“默默无闻”的低级别文物却似乎被置于次要地位。

低级别文物在许多人眼中并不显眼，它们分布在偏远地区或散落在民间，在时间的长河中默默而立。尽管如此，它们仍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是中华文明的基石。

低级别文物包括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尚未核定的不可移动文物，相较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等级较低。

文物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风雨飘摇的低级别文物亟待保护。社会力量是否有意关注低级别文物，他们的介入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2023年11月，山西省晋城高平中村圆融寺在得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助后，竣工了灾后文物修复仪式。圆融寺作为低级别文物，为何能得到社会资金的青睐？

2021年10月，一场持续十余天的强降雨重创山西古建。根据统计，1763处不可移动文物受损，其中低级别文物多处出现墙体坍塌、梁架倾倒等险情。圆融寺的主殿、西朵殿和春秋楼屋面坍塌，岌岌可危。

鉴于此，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迅速响应，捐赠资金1000万元用于灾后文物修复。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等单位积极配合，制定设计方案、施工和统筹协调。同年12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山西省文物局签署协议，确立合作救灾修缮文物的意向。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初迎霞表示，在修缮点的选择上，优先考虑受损严重的低级别文物。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工作人员根据捐赠方需求整合资料，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最终选择了9个低级别文物点开展灾后修复工作。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公益项目总监马尧坦言，在选点时曾考虑过国保单位，但最终选择关注低级别文物，“我们希望保证资金能够‘拾遗补缺’，发挥最大效益”。

马尧告知，腾讯基金会于 2016 年开始资助文化遗产与文物修复工程，"我们了解到，与低级别古建相比，国保单位的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支持较为充足，无论是宣传方面还是研究利用方面，都比低级别单位更为完善，因此我们这次主要想集中力量给予支持，所以一开始就明确锚定在低级别文物或未定级文物的修复保护中。"这次定向捐助的 9 处不可移动文物均为低级别文物，圆融寺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受到疫情影响，修复工程持续了 2 年，终于顺利完工。记者到现场后注意到，除了大殿因完全损毁，信息缺失太多，无法修复而只能原址保护之外，春秋楼和西朵殿已恢复昔日风采。

2023 年 11 月 1 日，在 "山西灾后文物修复项目竣工仪式" 上，山西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润民向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赠送"守护三晋文化遗产，赓续中华文明薪火"锦旗，向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赠送"恪守文化公益初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锦旗。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在致辞中指出，本项目是社会力量参与灾后文物修复的有益探索，充分发挥了社会力量在文物保护事业中的积极作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依法合规、高效使用资金，确保捐赠资金全部用于文物本体保护，让受损的文物古建重获新生。

低级别非低价值

我国一般将文物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主要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和石窟寺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县级人民政府承担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责任。也就是说，包括无级别文物在内的所有不可移动文物均应按照文物保护法得到保护。

实际情况如何呢？

以山西为例，山西以古建筑闻名，作为文物大省，其文物保护体系如同一座 "金字塔"。塔尖是 531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79 处省保单位，而市级、县级和未定级文物则占据了剩下的绝大多数。这绝大多数文物如同一个个被遗忘的 "珍珠"，更多地散落在偏远地区，隐藏在民间村舍中。长期以来，这一部分文物由于关注度不够、投入保障不足、管理不到位等因素，大约有 80% 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保存现状令人担忧，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保护。

也许有人会疑惑，既然是低级别文物，是否还有修复的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炜林认为，所谓的低级别文物单位并不一定都不重要。其中一些遗址由于过去根本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工作，缺乏对其所蕴含价值的认识而被忽视。低级别文物中其实大有宝藏。圆融寺就是这样一个被遗忘的 "宝藏"。

马尧向记者讲述了圆融寺的修复故事。最初选择圆融寺，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未定级的单位。"我们一开始就明确，优先选择财政投入较少、低级别文物较多的市县。

起初，我们选中圆融寺，以为它是一座明清低等级文物。在整理相关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可能是宋朝甚至金代的古建筑。理论上讲，它应该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当时它并未被定级，我们尚未意识到它的价值。

据悉，在修缮之前，圆融寺只是一个第三次文物普查文物点，尚未定级。2023年，圆融寺被公布为高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专家表示，经过更深入的考古和研究，它极有可能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不是所有低等级文物单位都能像圆融寺这样幸运。其中大部分由于保护级别低，可能会被忽视甚至无视。

圆融寺所在的晋西南高平县是文物大县，文物古建分布广泛，几乎村村有古庙，山山藏古建，尤其以金元古建筑众多而闻名全国。仅仅国保单位就有22处，省保单位22处，市级108处，县级22处，还有大量未定级的文物散落在民间。每平方公里就有1.7处文物。由于古建文物资源多在户外山间且分布零散，文物保护难度极大。由于文物“家底丰厚”，许多县级文保单位尽管文物价值很高，但也只能“屈居”于低等级文物之列。

而这次竣工仪式专门选在圆融寺举行，也有一定意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没想到从低等级文物里发现了一件历史价值很高的文物，这恰恰说明，在山西、河南这样的文物大省，大量的低等级或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中，可能还有不少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马尧说。

拾遗补缺

文物保护单位的评级与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密切相关。根据现行《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补助范围仅限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及省级以下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且补助范围和支出内容有详细规定。而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众多、类型复杂、分布广泛、产权复杂，仅靠行政力量和财政资金投入，难以实现全面系统保护。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登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76.7万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505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1万多处，其中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占绝大多数。业内人士表示，全国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保守估计在70万处以上。

专家表示，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一是缺少法律依据。现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中，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及迁移拆除程序等方面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造成文物执法、行刑衔接难以落地。二是认识不到位。部分地区对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特别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部分文物年久失修，或在城乡建设中遭到损毁破坏甚至违法拆除。三是保护管理难度大。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量大面广，承担管理职责的市县级地方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人员力量薄弱、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欠缺，导致无法实现日常管理和监测的全覆盖。

在古建众多的山西省，圆融寺一直被误认为是清代建筑，因此无法获得国家资金支持。修缮古建往往需要巨额资金，单处古建的修缮费用就可能高达上百万元。若全靠国家拨款，修缮如此庞大的文物数量并不现实。无奈之下，这些古建只能任凭雨水冲刷，逐渐走向消亡。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定向捐赠的 1000 万元，资助了包括中村圆融寺在内的 9 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工程。这些工程的费用几乎都超过百万。

从事文物修缮行业 20 余年的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晋君表示，尽管圆融寺已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并重新认定为宋金建筑，但长期以来它并未被评定为文保单位。唯一能证明其为文物身份的，只有门殿山墙上“高平市不可移动文物”的铁牌，但牌子上的名字却写着“中村春秋楼”。这个“中村春秋楼”指的是圆融寺中的东朵殿，为清代风格。

目前，南殿发掘后，发现了精美的宋代鸱吻和脊梁，并已架设了脚手架。但后续的修缮方案仍在讨论中。王晋君指出，方案通过后不能进行大规模调整。如果施工中发现问题，需要进行第二轮或第三轮调整，费用就会增加。但由于圆融寺级别较低，获得追加资金的机会很少。

马尧认为，社会资金或公益资金参与低级别文物修缮，是对国家财政的一种有效补充，而非成为主力。对于未定级或低级别文物的修缮，更多应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我们希望探索一些模式，帮助国家在这个路上少走一些弯路。”

初迎霞指出，低级别文物也承载着历史见证和文物价值，但由于级别问题，往往被忽视或缺乏资金支持。社会资金可以灵活、便捷地参与其中，协助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问题和挑战

文物修缮并非简单地修修补补，而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文物保护法及行业相关准则标准、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等法律和政策问题。社会资金在参与文物修缮时，需要了解并遵守相关法规，并与政府合作以获得必要的批准和许可。

初迎霞表示，文物修缮需要专业的技术和知识，包括建筑、文物保护、考古学等领域的专业知识。社会资金可能需要与专业团队或专业机构合作，以确保修缮工作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社会资金介入文物修缮时，还需要考虑社区的意见和参与，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以确保项目的成功和可持续性。文物修缮除了对本体修缮之外，更会涉及历史、科学、艺术、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

社会资金在文物保护中应尊重文物自身价值，避免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初迎霞表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资金和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紧密合作，确保文物修缮的科学、合理和可持续性。

马尧认为，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低级别文物的修缮责任归属。这次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合作，是由国家文物局协调山西省文物局等相关部门，直接对接和跟进的。如果企业独自负责低级别文物修缮，需要明确资金接收和使用责任人。

马尧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社会资金参与低级别文物修缮面临的主要障碍。解决办法是，国家文物局于 2022 年 7 月颁布《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首次针对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制定政策性文件，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参与内容、方式和程序。

参与方式上，提出“社会力量可通过社会公益基金、全额出资、与政府合作等方式”。初迎霞建议建立机制，不局限于单一的行政行为或公益行为，更有效地保护和修缮低级别文物。具体如何形成机制，需要多方努力和多重条件。

马尧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社会力量参与低级别文物修缮的合理路径。如果有相对合理的接收资金、筛选项目、执行和正反馈的机制，会有很多企业愿意参与，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更愿意为所在地的低级别文物保护做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文物保护法正在修订，2023 年 10 月 20 日提交审议，增加提级管理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迁移撤除等行政许可要求，充实文物保护补偿、社会力量参与条款。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指导各地开展社会力量参与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的行动。

相关专家建议，接下来应深入评估既有政策的实施效果，积极借鉴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其他行业的支持性政策，完善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制度和机制。

距离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已过去十余年，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24年3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工作全面启动。据悉，本次普查将通过实地调查确认低级别文物的保存状况，加大新发现的力度，及时将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核定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提升文物级别，增强保护力度。

随着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包括低级别文物单位在内的所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望逐步走到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社会力量将投身低级别文物的保护工作中。（来源：《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