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加拿大之后，澳大利亚也计划收紧留学入境政策。近期，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推出新法案，限制每所大学或学院的新生人数，以控制国际学生入学规模，目标是“进一步支持国际教育行业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

吉隆坡一家全球房地产科技公司居外 IQI 集团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卡希夫·安萨里表示，“住房短缺是这项政策的根源。”

安萨里认为，疫情以来，澳大利亚人口快速增长，但住房供应却无法跟上。在澳大利亚大城市租房变得非常困难，购房成本也创下历史新高。

“政府希望为房地产行业争取时间建造新房，从而减轻租房者和购房者的压力，而减缓人口增长，包括来澳学生数量，是最佳途径。”

《澳大利亚人报》将这些新限制描述为“软性上限”，这意味着如果教育机构新建或扩建专门为国际和国内学生提供住宿的设施，以缓解租赁市场的压力，则可以超过上限招生。

这项新政策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府在移民数量和国际教育质量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澳大利亚政府数据显示，2020 年前，澳大利亚每年净移民人数约为 16 万人，2022 年增加到 18.4 万人，2023 年超过 40 万人。

作为四大主流留学目的地（英美澳加）之一，澳大利亚一直深受中国、南亚和东南亚留学生的青睐。澳大利亚共有 42 所大学，在 2024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澳大利亚有八所大学跻身全球前一百。

启德教育 5 月 12 日发布的《2024 澳大利亚留学报告》显示，去年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国际学生约为 78.7 万人，同比增长 27%，超过疫情前水平。

其中，中国内地学生数量为 166420 人，占比 21%，是中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其次是印度学生，共有 126487 人，占比 16%；尼泊尔学生排名第三，共有 62379 人，占比 8%。

但自去年 7 月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收紧留学签证的措施，包括提高英语语言能力要求；要求申请人提供更多存款证明；加强对教育机构的监管，并对违规机构采取严厉处罚。

启德教育澳大利亚项目管理中心总监陈静表示，“澳大利亚使馆发现，许多留学生在抵达后并没有真正打算学习，而是把它作为快速在当地就业的跳板。”她补充说，过多学生涌入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些负担，例如物价和房租上涨。

陈静强调，上述情况在中国学生中较少发生，大多数中国学生仍然以求学为真实目的。这也是中国学生签证批准率相对较高的原因。

澳大利亚内政事务部数据显示，2023 年澳大利亚新批准的国际学生签证数量为 421716 张，较 2022 年增长 7.4%，略低于 2019 年水平。2024 年至今，国际学生签证批准量明显减少，1 月和 2 月的批准量分别比 2023 年同期下降 23% 和 38%。

2023 年新批准的中国内地学生签证数量达到 70834 张，同比增长 42%，远高于国际学生增长率。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中国内地学生获得的新批签为 18593 份，与 2023 年的 18784 份相比略有下降。

陈静认为，随着留学新政变得更加严格，澳大利亚使馆会重点关注每位申请签证学生的真实目的。例如，将着重考察学生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以及学成归国后的职业发展计划，这增加了签证材料准备的复杂性，对签证文案办理机构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卡希夫·安萨里也表示，关于这项拟议中的新法律，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是，留学生人数仍将继续增长。澳大利亚不会减少来澳留学的学生数量，而是将每年 15% 的增长率限制在 5%。

卡希夫·安萨里对界面教育表示：“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价值 480 亿澳元。政府并不想毁掉它，只是想在住房建设跟上之前限制其增长。”英语水平良好、就读于优质大学或学院、真正打算学习而非工作的学生不太可能受此影响。

澳大利亚当地也有一些担忧的声音，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生的高校。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悉尼大学副校长马克·斯科特认为，虽然高校几乎可以通过本地生赤字收支基本平衡，但研究方面存在明显的资金不足问题。而来自国际留学费用的收益可以填补这一资金缺口。

“如果你向国际留学生传达他们不受欢迎的信息时，他们是有选择的。”马克·斯科特称：“他们（国际生）可以去其他国家，并且也愿意去。”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则表示，受拟议改革影响的不仅是大学，还有数百所具有悠久历史的英语私立学院、公立高中和私立学校。“这将带来巨大的问题，可能让 20 万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

可以预见，新政之下，澳大利亚留学竞争或将进一步白热化。对于澳大利亚高校来说，如何在限制之下保证国际教育质量，也将是一大考验。